唐维扬
　　
　　市井小民，在不入俗流的儒雅文人眼里，世故轻贱，很是瞧不起。也许不受名利羁累的缘故，耿介、诚信之士多出于文人之列。
　　
　　虽说耿介、诚信之士襟怀磊落，世风清正时，千人赞，万人仰，但及至歪风邪气一抬头，时运背逆，耿介诚信变成迂阔，难免不被嘲讽唾弃，于是就有耐不得清高的“识时务者”还起俗来，与市井小民同流合污，寻找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。送“高帽子”即为一例。
　　
　　然而委实说来，送“高帽子”只是溜须拍马、奉承阿谀的雅称，这在先前的官场闻巷，迎奸卖俏，都能适其所适，万用不误。比如，昏君霸王，自视圣明，独断专行，容不得异己，往往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，最喜戴“高帽子”，甚或套上灵光圈，因此奸佞小人便投其所好，“顺非以谄其上”，“高帽子”一顶顶送将过来。结果欢悦龙颜，大得宠，平步青云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但这类送“高帽子”的人当道，国家社稷却从此难以安宁了。至于闯里巷间，小户人家，未得祖上荫庇，却自诩家底殷实，就怕别人说其寒酸，倘有人揭了老底，损了自尊，非发生一场规模不小的殴訾不可。于是识相的街坊，各揣着虚荣心儿；表面上不问是非，故作亲热，哼哼哈哈，逢人送上一顶“高帽子”，丑千金说成仙女，癞疤儿捧作福兆。但虚荣心终究狭隘，场面上不吱声，背地里却飞短流长，说东家道西家。于是在送“高帽子”的同时都心照不宣，相互戒备提防着。人际关系扭曲到这般地步，秀才文人中的还俗者若是尝到滋味，又要感慨不已了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耿介诚信毕竟吃不开，“高帽子”还得一顶顶送下去，这也算是温柔敦厚，以礼待人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“事人以礼，必有所求”。圆通练达岂是省油的灯？这一点，旧上海的小瘪三深得三昧。他们中不乏有些机灵鬼，知道从弄堂洋房里出来的阿婆老伯、太太少爷喜欢讨口彩、讲吉利，便常于新年新岁的当日，曲意奉迎，送上一顶顶大吉大利的“高帽子”。于是在“发财”“走运”之类的肉麻唠叨中，行乞的破罐儿也不显穷窘。小瘪三不名一文，自无尊严身价可言，所能做的，尽在以屈辱为代价，幸求点点滴滴的恩施。因此，他们肉麻地送人“高帽子”，实出于生活的无奈，倘恶声恶气，不被一脚踢翻在地才怪呢。按说如今的儒雅文人该无衣食之虞，可是肉麻地送人“高帽子”的习气却不见绝迹，隐约中显出瘪三腔。试举几例：得了一点赞助，轻易地把“优秀企业家”的称号戴到蹩脚的皮包公司经理头上；文章发表无门，偶尔认识个小编辑，不称导师不敢奉大作；明明是纨绔儿的戏作，为了攀附贤亲，一味吹捧，就怕少送一顶桂冠；同事之间，溢美藻饰之词只向有后门路子的人泼去，就差“放个屁也是香的”了；还有苦于自己头上冷落，无官无衔，忙不迭地先送人一顶“高帽子”，巴望对方投挑报李，回赠一顶什么星啊什么家啊之类的“高帽子”；等等。反正“高帽子”轻飘地满天纷飞，耿介诚信不存，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会掉价，斯文扫地，人格尊严更不用说。
　　
　　孔老夫子说过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折了脊梁，逢人送顶“高帽子”，其实冤枉也不少，然而倘不是为了名利，又何必自寻这冤枉？低三下四的市井气可以休矣！